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中美问题的根源来自美国国内
题记：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七届国家发展论坛在线举办，中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论坛特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视频演讲，并与国发院教授在线对话。本文根据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荣休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英文演讲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非常感谢今天给我发言的机会。我主要讲三个方面：
1. 新冠疫情对个人、家庭和企业的影响；
2. 中国和美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挑战；
3. 对未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看法。
新冠疫情的影响
先从新冠疫情开始讲起。前段时间我去了苏格兰，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戴口罩。现在我在普林斯顿，戴口罩的人多一些。美国不同地区的口罩佩戴情况有明显差异，特别是在共和党主导的地区，通常不被鼓励预防措施，有一位州长甚至公开取笑戴口罩的孩子。在另一个我曾长期居住的州，立法机构禁止私营企业对员工提出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
英国和美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人们似乎认定疫情已经结束，生活可以恢复正常了。“正常”并不意味着新冠肺炎消失了，它只是被视为一种常见疾病进行治疗，就像感冒或流感。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已经有了实质性下降，而且新冠发病率大幅度上升。
拜登政府宣布疫情已经结束，我推测他们的意思是政府已经不想再对抗疫情了，并希望疫情不再被当作一个政治性议题。因此，美国现在没有监测新冠感染情况的国家系统，居家抗原测试结果不需报给任何中央主管部门，仅有部分地区做了污水检测。美国每日新冠死亡人数仍有300人左右。过去一段时间，死亡人群主要集中在未接种疫苗的五分之一人口中，但最近则集中在已完成疫苗接种的老年人群中。新冠病毒新变种的致死率较低，但对疫苗的反应也变得不够敏感。
英国每天会对人群进行随机抽样检测，以便迅速发现新一轮疫情的暴发，而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按人口比例而言，英国的每百万人死亡人数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低于美国，但目前与美国相似，尽管英国已近乎实现全民完全接种。这似乎可以再次用疫苗效力减弱来解释。
中国的情况自然完全不同，政治制度使“清零”政策的实施成为可能，这在疫情期间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因而理应获得广泛赞誉。但事实上，至少西方媒体很少表示赞誉。累计死亡率方面，中国较英国或美国几乎低一千倍。如果中国采取了与英美两国相同的政策，死亡人数大约会增加300万。
我认为记住这些数字非常重要，特别是目前中国正面对着疫情后恢复常态过程中的困难。考虑到产出的减少和种种不便，“清零”政策的成本极高，尽管放弃“清零”政策会导致生命的损失，但应该记住，如今的病毒远不如从前那么致命。因此，中国恢复常态后肯定会比美国和英国做得更好，至少中国在挽救生命方面成就卓著。
关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有一个方面讨论得较少，那就是面对面交流的减少所导致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关系的恶化。曾经，两国人民之间或正式或休闲的旅行不仅促进了商业和学术交流，还加深了两国对彼此发展情况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是很难通过视频会议实现的。
中美经济经济问题的根源
中美两国面临的种种经济问题，其实大部分都与国际关系、国际协约无关，而是来源于本国国内问题，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的部分国内问题与中国有关，但并非全都有关。
请容我稍作解释。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球化一直是一股巨大而积极的力量。发达国家研发的医疗创新技术，借助更简单、更快捷和更常见的交流，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不平等现象大大改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进一步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更多国家和地区走向繁荣。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中国绝非唯一受益的国家。
然而，贸易全球化却给发达国家带来了麻烦，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而言。并且，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在美国，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所以他们其实才是美国的多数群体，而不是少数群体。
在西方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往往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便部分美国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伤害，但世界各地其他更为贫穷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是大于这种伤害的。我自己也曾有过这种看法。全球平均收入增加，全球不平等现象改善，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称这种道德观为“世界优先主义”。这是一种世界主义，因为它公平地看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因国籍而有所偏袒；这又是一种优先主义，因为它给那些所得较少的人更大的优先或更多的重视。按此逻辑，尽管中国的输出品令美国劳动者失业，使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但这个世界总体而言依然比以往更加美好。
当然，那些失败者，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劳动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也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作为受益者的中国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或印度人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没有投票权。所以，全球化在政治层面和世界优先主义道德观并不相匹配。
经济学家不愿意赞同贸易损害了美国人利益的观点。他们通常会说，哪怕确实有损害，那也只是短期的，失业者很快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尽管他们可能要为此搬家，况且美国劳动者还享受到了低价的中国商品。然而，由于包括技术变革以及城市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在内的多种原因，很多失业者其实并未找到更好的工作。
移民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20世纪60年代晚期之后，美国修改法律，接纳更多移民。新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与美国传统的移民来源截然不同，以前的移民来自欧洲，主要是北欧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人数超过了历史上移民的总数。现在，在美国国外出生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近14%，创下了19世纪末以来的新纪录。经济学家宣称，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有益无害。世界优先主义的拥趸者也主张，即使美国本土居民的利益受损，但这些曾经一贫如洗的移民获得了更大的好处。多数工人阶层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则再一次表示反对。
由于全球化和移民潮的影响，现在有大量愤怒、沮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发声被忽略。不仅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按实际价值估算，他们的工资水平下降了，居住的社区正在分崩离析，个人健康状况也在恶化。自1990年以来，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在25岁时的预期寿命已有所下降。拥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则持续增长，至少在疫情之前是这样，也许现在依然如此。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被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居高临下地对待。这些精英从全球化和移民潮中获益，却拒绝承认他们的困境，反而告诉他们应该接受现实，说这是减少全球贫困所需付出的代价。但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这种对外援助不是他们自愿的，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许可。
在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特朗普政府针对的目标，以及为何中国现在仍不受欢迎。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中国自身的行为，而在于美国精英人士表现出的那种错误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中国以及其他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和减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应被低估，但是，美国劳动者面临的困境也理应得到更多关注。这或许能通过更多抗议活动来实现，但这种做法存在政治上的差异，甚至遭到了工会的反对，因为他们更希望找到工作，而非获得失业补贴。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放慢贸易、移民和全球资本流动的进程。
我不认为人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但精英群体对于他们眼中反民主的特朗普支持者仍然缺乏同理心，甚至态度变得更糟。这将使任何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都难以实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在很多场合都遭到了蔑视和欺骗，所以他们很难相信这些政策有实施的必要。在最近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所达成的关于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协议，将被视为又一次非自愿的对外援助，而且，代价将由那些坚决反对对外援助的普通劳动者支付。更不用说这一协议事实上不会对减少排放起到任何作用。制订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时，必须保证大多数美国人能从中直接受益，比如使用积极的激励措施，而不是消极的惩罚手段。恢复工作既不轻松，也不快速。放宽旅行限制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尽管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需要改变，我认为改变正在发生，尽管速度缓慢。至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贸易的看法是错误的。而承认移民问题上的错误认知更为艰难。拜登政府与美国工人阶层的联系强于前几任民主党政府，并且在努力提升人们对贸易相关问题的认识。如果这些内部的变化在美国生根发芽，将减轻中国和中美关系所承受的压力。
国际经济格局与未来
最后简单说说国际经济格局。早日结束俄乌冲突将对很多事情大有裨益，比如，能源价格降低能让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日子好过一些。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并不积极，但也可能对紧张局面不利。
中美分歧导致部分贸易转移，比如，美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第三国，而中国将出口产品输送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地区。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损失，但不太可能消除损失。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其原因和合理性，有些变化可能不会轻易变回来，比如，当固定成本触及上限就会考虑转移，而且在新地点获得的成果很可能优于原本的预期。
未来，资本的流动可能会更加受限，这种情况比贸易受限更可取，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事实上，这甚至可能带来益处。
我主要想说的是，中美经济关系所遭受的大部分伤害，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咎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精英群体对于本国普通劳动者所处困境的无视和轻蔑。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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